近日，江西“宜黃拆遷自焚事件”中被免職的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和縣長蘇建國已悄然復出，“邱建國將出任撫州金巢（經濟開發區）管委會主任，蘇建國任撫州市公路局局長”。撫州市公路局工作人員證實，蘇建國履新消息屬實。有關邱建國復出的消息尚未得到當地官方確認。對此，很多民眾表示不滿。
  人非圣賢，孰能無過？固執地要“一棍子打死”問題官員并不是我們提倡的，這既有悖于人性倫理，也不符合法律邏輯。而當前《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》的相關規定是：引咎辭職和受到責令辭職、免職處理的，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，兩年內不得提拔；受到降職處理的，兩年內不得提拔。
  可見，無論是從人性的角度推敲，還是從法律程序的考量，容許問題官員復出應該是無可非議的。但問題是，如果這種復出沒有一定限制，則問責毫無意義。因為對于國家公職人員而言，權責從來是統一的、對等的，有權就有責，有多大的權就有多大的責。而問責作為一種責任落實措施，目的之一就在于“有什么責問什么責”，體現規則面前的平等。問責的另一個目的在于，在追究責任之外，更好地預防問題、解決問題。在各種事故發生后，對有關責任人作出嚴肅處理既是為了懲戒當事人的瀆職或失職，也是要讓更多的人從中吸取教訓，引以為戒，促使管理者認真履行職責，切實為民眾服務，真正對群眾負責。
  可事實是，在問題官員免職的這一兩年里，很像是帶薪休假，很難說得上是一種懲戒，更看不到多少責任的擔當。而問題官員復出時，既不見權力責任的自覺，也沒有任何的教訓表達，就連向民眾道歉、知錯就改的最基本姿態都很難被發掘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問題官員要復出就必須要有限制。一是根據權責相當的原則，通過監督和制約迫使權力承擔相應的責任，而不僅僅是免職了事；二是在官員復出時，公開其復出理由和程序，并征求公眾意見。否則，問責的作用就微乎其微，甚至可能淪為一種官員規避責任的工具，也有損政府公信力。